| tshhw's profile杨谷的评论PhotosBlogLists |  Tools  He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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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2005 对惠普，我们所见略同我一向不喜欢惠普的前CEO卡莉·菲奥里那（Carly
Fiorina)，原因无他 ，觉得这位女CEO毁了一家好企业。
前两天，与吴世楷等在一起聊。吴在朗讯的美国总部工作过，菲奥里那和他是在朗讯时候的同事。吴说，菲奥里那是个口才很好的女人，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律师（这一句记不清了，总之是与斯坦福、律师这两个词有关），讲得极其煽情，但“都是些空洞的东西，根本无法兑现”，惠普就是被这个女人搞垮的，现在的惠普已经失去了旧有的文化——惠普之道。
联想换CEO很自然12月21日，联想的CEO走了，换成了来自戴尔的阿米利奥。
沃德是IBM的人，已经在IBM工作了很多年，如果他很行，IBM的PC业务不会这么差。
合并之初，之所以让沃德担任CEO，应该是出于稳定军心的考虑。
现在换人，说明稳定军心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以前见过阿米利奥两次，这是一个话很少、内敛的人，估计不会在中国媒体圈里树立起多好的口碑。
12/23/2005 《信任》读书笔记在弗朗西斯·福山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Trust--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一书中，讨论了中国的过度竞争问题。
福山认为，美国、日本是高信任度国家，中国（包括台湾、香港）、法国、意大利南部是低信任度国家。在低信任度国家中，信任只及于血缘关系，必然诞生家族式企业。
高信任度的国家，可以诞生大企业，而低信任度的国家，只能产生中小企业。为什么只能产生中小企业呢？因为家族式企业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必然分化和衰退，消亡或变回到中小企业。因此，中国人就在不断地创业、产生家族式企业、分解、重新创业中循环。因此，中国存在过度竞争。——这正好能够解释中国大陆当前的状态，在没有国家垄断的行业内，无不存在过度竞争、从而利润迅速递减的现象。
但是，福山的一个观点我不同意。他认为，大型企业可以通过国家扶持或国家创办的方式获得，中国就是这样做的。“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大陆目前有许多巨型国有企业”。福山的错误在于，这样的巨型国有企业事实上没有任何竞争力，如果国家不给予他们垄断特权的话，这些企业会立即死亡。欧洲的国有企业为什么搞不好？是因为他们失去了特权。当欧洲的国有企业还拥有特权的时候（如电信垄断），他们的效益很好。
我觉得福山对中国的经济了解不足，不如周其仁、陈志武这些学者。福山认为，中国的文化背景决定了无法产生大型企业（在他看来，只有大型企业才能具有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竞争力）。我反对。不错，诚如他所言，美国在19世纪末就产生了大型企业，但是，不要忘了，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在内），在1950年之前，都没有一个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很多企业就消亡在动荡的战争年代。台湾、香港的创业，始于50、60年代，大陆企业的创业，始于80、90年代，多给一点时间，我相信会出现大型企业的。今天台湾的鸿海、Acer等，都是创业出来的大企业。
文化对经济、企业固然是有影响，但是，在当前，制度的作用会更大，而且，只有在制度相同的情况下，比较文化上的差异才有意义。
说到制度，那就是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了，也就是科斯的那一套了。
有时候，我想，制度经济学改叫“政治经济学”更确切，因为只有政府才能制定和改变“制度”。 12/16/2005 潘石屹谈到“奴役与被奴役” 今天看到潘石屹的一份blog，任何固定关系都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
这份blog是他一年前写的，看来，潘石屹是一个在不断读书、思考的人。
这是第N次看到关于奴役与被奴役的文字，近来特别频繁，但我没有想到会出自潘石屹的口中。最近的一次，是在课堂上听到的。
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是一种“固定关系”，当美国的奴隶获得自由时，也同时失去了奴隶主的庇护。在中世纪的欧洲，领主与农民之间也存在“固定关系”，当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可以进城务工时，亦失去了衣食的保障。在这两种“固定关系”中，表面上，受压迫的是奴隶和农民，压迫者是奴隶主和领主。然而，对于后两者而言，也意味着提供衣食的负担和经营好一个经济体的责任。
回过头来看Political Transition中的Regulation和Deregulation,我觉得，两者都不是全然地“坏”，或是全然地“好”。特别是在电信运营领域，政府如果行使“父权”，实施Regulation，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此，可以想见建立“责任政府”的紧迫性。 12/15/2005 手机实名制和青春的魅力
昨天的《南方都市报》上，就即将实施的手机实名制刊载了一篇社评，上纲上线，与公权对私人领域的侵入联系起来，甚至扯到民主进程上。
这样的文字，充满了青春的气息，读了容易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然而，却难以真正化解社会问题。
是啊，当年的我们也是这样的，只管凭着青春的气息提出问题，抨击时政，激越、尖锐，非要刺刀见红不可。我们曾经为社会的进步设置一个又一个“应然”的技术目标，但是，如果真的照我们的烂漫设想去做，解决问题了吗？能解决问题吗？
北大的陈庆云老师将社会的管理与发展归结为利益的实现与分配，他的学问，试图让那些热血的青年们清醒下来。
每一个人，都不要动不动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俯视他人。然而，青春气息有一种神奇的魅力，能够让各种阶层的人失去冷静。在大多数情况下，公众的选票并不会投给理性。当热血青年们的道德诉求和陈庆云老师冷冰冰的利益学说同时站出来时，公众拥戴的是前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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