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者真正难做到的就是超脱自身的环境。如果你在某个企业工作，你就替这个企业说话；在某个学校工作，就为这个学校说话，这就不叫学术了。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提高全社会的福利。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考虑什么政策对大多数中国人有利，而不是为某个群体说话。

我始终认为，制度是最重要的。如果在一个制度下面，歪门邪道能够赚钱，或者赚钱必须靠歪门邪道，那就是制度的问题。你必须改变制度，使得赚钱就必须要为社会创造价值，或者反过来说，创造价值你就可以赚钱。

1. 印度在现在的中国，突然成了一个时髦的话题。
2. 有两件事与印度话题的时髦有关：一件是布什访问印度，一件是《世界是平的》这本书终于在中国流行了。
3. 近期，日经BP社也有一组印度的报道：到达混沌之国——印度篇（一），印度篇（二），印度篇（三）
4. 我也写了一篇Blog：印度初尝“发展硬道理”。

1. 文明的冲突没有“失势”。在“9·11”事件后，曾有人采访亨廷顿，问此事件是否代表了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说不是。但是，国家行政学院的一位教授认为（未经他的许可，隐去名字），亨廷顿当时的回答其实是闪烁其词，并未给出确定的答复，以避免激化美国国内的矛盾。
2. 文明的的冲突的实质，常常是利益的冲突。所谓“生存空间”、“石油资源”等，其实都是利益。北大的陈庆云教授认为，人类最本质的冲突，还是利益冲突。
3. 利益的冲突常常以“文明的冲突”作为口号。凡是需要盲从者的活动，都不直接以利益作为诉求对象，而是用一些抽象的概念。例如，电影《鹿鼎记》中的“反清复明”，陈近南对韦小宝说：“‘反清复明’只不过是个口号，跟‘阿弥陀佛’其实是一样的。”
4. 拉美的问题。拉美是个很大的地理概念，就像亚洲一样，内部千差万别。有的国家走得快一些，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有的国家走得很慢，如委内瑞拉，还在玩极端民族主义的那一套。
5. 中国的公民社会，或者说市民社会，是个全新的事物。既不能如XXX等回归“乡村建设”，也不能妄图一蹴而就。精英主义者如XXX等，相信思想的火花能够点燃燎原之火，幻想重新发动一场“启蒙运动”。我的观点是，物质决定意识，量变产生质变，公民社会的物质基础，在经济上是工业化，在生活上是城镇（或小城镇）化。
6. 这两“化”展开之时，我们这一代风云际会，躬逢其中，有如《京华烟云》的结局，在经历了多年的彷徨之后，将带着希望融入大时代的洪流。